在《踏血寻梅》中看到香港“城市病”

《踏雪寻梅》海报

　　王佳梅与丁子聪两人的相遇看似偶遇，但却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某种共同悲剧性命运交合的可能性。《踏血寻梅》编织了一张大网，它网罗了香港这座城市各种不如意角色的困顿，这种困顿不会随着影片的结束、案件的结束而消亡，它始终存在着，让人无法遗忘。

　　“凶手是谁”非叙事主要动力

　　由故事来看，改编自真实事件的《踏血寻梅》在香港电影丰富的类型片传统中应当属于奇案片(《香港奇案之吸血贵利王》、《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纸盒藏尸之公审》、《乌鼠机密档案》)，这种类型的电影往往以极端暴虐的方式，在大银幕上展现以凌虐身体为主要诉求的感官刺激。《踏血寻梅》没有走这条路线，影评人出身的导演翁子光，大胆地另辟蹊径，采用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艺术片非常流行的、打破时序的调查模式来讲述这一残酷、冷漠、不可思议的碎尸杀人事件。

　　影片以小标题的形式分为三个大的篇章，分别是“寻梅”、“孤独的人”、“踏血”，以警官臧sir(郭富城饰)调查为缘由，慢慢将案件的真相诉说给观众。特别的是，翁子光没有将影片处理成破案片，换言之，“凶手是谁”在影片中并不构成叙事的主要动力。杀人犯是丁子聪(白只饰)，早早就已确定。更特别的是，翁子光也没有在杀人动机这个通常刑侦片中经常有的叙事动机上作文章，用臧sir的话来说，他最关心的是“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

　　整部电影即是围绕着发生过程展开。再换一种表述方法，翁子光为影片的叙事过程打造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模式，而是描述性的模式。借由臧sir的调查，神通开、王佳莉(被害者王佳梅的姐姐)、阿叔、母亲、丁子聪一个个开口说话讲述剧情，拼贴出王佳梅与丁子聪的种种人生图谱。但是这种讲述也并非《公民凯恩》、《罗生门》式主观化的印象式拼贴，不存在谁的讲述更符合真相这样的疑问。在主观化的背后，影片有众多无视点镜头下的客观化叙事。所以带来的相关问题是，翁子光此番采取如此特别的行为的意图到底是什么？这种意图的实施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重要题旨是表现“城市病”

　　我们可以由最后一场高潮戏，也即王佳梅与丁子聪两人的相遇这场戏来揣摩。丁子聪交代杀死王佳梅是因为佳梅自己想求死，而他不喜欢人，不想佳梅是人，所以答应了佳梅的要求。由这场高潮戏来看，影片之前所有的铺垫，所有拼贴式的叙述其实都是为了表现这两人的相遇。

　　在两人相遇之前，我们已经对两人的个性、生活际遇了解得非常透彻，这两人虽然一个是香港人，一个是香港新移民，但都生活在社会底层，人生经历无比坎坷，都经历了无法言说的各种苦痛，每日的生活几乎都是在挣扎，看不到未来。两人的相遇看似偶遇，但却一定程度上蕴含了某种共同悲剧性命运交合的可能性。

　　片中臧sir这个角色有两处细节特别值得关注，一是他喜欢玩陀螺游戏，二是喜欢拍照留念。玩陀螺游戏对应了他对偶然性的思索，拍照对应了存在的价值意义。这其实正是影片的主题。处于社会底层的王佳梅和丁子聪相遇虽然偶然，但作为社会边缘人物，这种相遇后的立刻相熟相亲，直至最后变相极端地托付生命的方式一点都不偶然。两具个体如是存在着，如果不借由调查剖析，勾画整体生活环境的方式，他们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了解。

　　如果再反向思索，由王佳梅和丁子聪为中心辐射出去的生活圈子，中间的每个人其实也都有各种压抑与不平，甚至连臧sir的上司(邵美琪饰)短短几次出场，也是不断地与菲佣纠缠一些琐事，更不用说臧sir、王慕容等其他角色。

　　片中王佳莉对臧sir有一句话，“阿妹来香港后变了很多，阿妈也变了很多，很不开心。”翁子光本人在采访中也透露，影片的重要题旨是表现“城市病”。因此，《踏血寻梅》最终是编织了一张大网，它网罗了香港这座城市各种不如意角色的困顿，这种困顿不会随着影片的结束、案件的结束而消亡，它始终存在着，让人无法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