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个日子

    本文转自CinemAround，文、摄影/阿巴斯基亚罗斯塔

    2002年，应法国《解放报》之邀，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写下了这篇短文——《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十个日子》。在交稿前夜，阿巴斯又临时增加了一个，于是最终的数字变成了十一个。在这篇寥寥千字的短文中，我们足以管窥到一个简单的人和一位伟大的创作者，不拘泥于义理，却忠实于生命，真正的诗意与道路，也正像其作品所展现的那样，不存在与前者之中，却得以在对后者向往中永恒。

    1940年 我出生了。但出生的这一天，其实该由我母亲来加以点评才对：“瞧，就那天，我有了一个儿子，他是如此这般来到这个世界的，是在那个什么地方，那天的天气又是如何……”。这是于我生命重要的一天，然而，我自己却不是见证者，或者说，这是一个无关于我的日子。

    就像是我的死期一样。

    1959年 我通过了高中会考。这件事十分重要，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有人曾预言我不会通过高考，我甚至也差点被学校开除。

    1960年 我没能考入大学，但却成功地被豁免了兵役。这，也算是一个成功，因为两年的兵役完全是无意义的虚度光阴。而且我也不希望成为一个大丈夫，也不想每天早起。替代了大学和兵役的是我的第一部电影，短片《面包和道路》。但我也记得不是那么清楚了，因为那也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日子。在我的生命中，没有那样的电影坐标纪念日，因为我们通常记住的都是那些打乱了日常波澜不惊的时刻，但从我二十岁那年开始，电影就已经成为了我的日常，就像是两者相溶了那样。在我的工作中，我也不会记得特别的哪一天，也不会有哪一个时刻会特别地印入我的脑海：电影工作就像是源源不断的涨潮，我没办法把它们分割成一个个特殊的事件。就像是，四十年以来，我一直在拍摄一部很长的电影，这期间从未有过间断。

    1961年 不像所有人说的那样——甚至也不像自己所设想的那样：我成功地进入了大学，

    1968年 父亲去世了。他曾是一个画家，也在别人住所的墙上创作壁画。

    1969年 我结婚了。这是件成功的事情：我和我的妻子共同生活了十三年，一段不算短的时间。在最后，我们也做到了好聚好散。

    1970年 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我给他用了父亲的名字，叫他艾哈迈德（Ahmad）。

    1982年 我离婚了。这是一个我记得无比清晰的日子，它也会永远地被记载在我的户口本上。户口本在伊朗是很重要的东西，那里也记有我的出生日期、结婚日期、我孩子出生的日期。

    现在就只剩下我的死亡日期了。

    1990年 伊朗北部地震。在那里我曾拍了《何处是我朋友家》和《生生长流》，现在却有成千上万的遇难者。我没法说出那些在我生命历程中重要的日子，因为都不是些美好的回忆。而所有那些关于家国大事的回忆，也都仿佛被那些更难以数计而又苦涩的政治事件抹去了。

    2000年 我的第一次非洲之旅。我们伊朗人并不会经常出国旅行。因为当我们要做这样的旅行之前，必须填一个问卷调查。每一次，我都拒绝了。不，我不希望旅行，我不希望到别处看看。但是，自从因为工作和电影开始频繁出国，人们也不再要求我填这样那样的问卷，即使它依然存在。这次的非洲之旅给我印象最深，因为它是苦涩而又艰难的，我也无法拒绝来自那里的孩子与年轻人们的深情好意。通常来说，身处国外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困在旅馆中，随便吃什么东西。人们曾经对与我有类似状态的斯科塞斯问过同样的有关旅行百无聊赖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每次旅行之后，我都会重上几斤”。但这次在非洲，却是唯一一次我不感到抑郁，也没有产生将自己困在旅馆的念头。并不是我怜悯非洲人的命运，而是因为在那里我看到了生命，并可不可抑制地想去抓住这样的生命之光。这也是除伊朗之外唯一一个地方，我可以成功地捕捉到画面，这种捕捉是必须的。

    2002年 昨天也是一个我会记住的重要日子。因为我明白了吸烟不仅有害于健康，也会有益于健康。因为我已经有四十二天没有吸烟了，但我却重了四公斤。于是，我开始抑郁，从一点点到非常多。我在很晚的时候才明白坏的事情也是好的事情，反过来也一样。明白这一点并没有使我颇有受益，但却促使我做了一个自认为重要的决定，因为它可以毫无疑问地使我减轻体重并且走出阴霾。昨天，我重新开始吸烟。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文字/摄影：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

    翻译：babydog

    2016年7月4日 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去世。返回腾讯网首页>>